被告布拉德利·赫普纳（Bradley Heppner）是一名公司高管，因涉嫌证券欺诈、电信欺诈等多项罪名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在收到大陪审团传票、得知自己成为调查对象后，但在被正式起诉前，赫普纳在未受其律师指导的情况下，主动使用了一款名为“Claude”的公开生成式AI工具（由Anthropic公司运营）。他向Claude输入了其律师告知他的信息以及他自己对案件事实和潜在辩护策略的思考，目的是为了整理思路，以便后续与律师进行更有效的沟通。联邦调查局（FBI）在逮捕赫普纳时，依据搜查令扣押了其电子设备，其中包含了这31份他与Claude的“对话”记录（下称“AI文档”）。

（一）关于“律师-客户特权” 法院认为，被告的主张未能满足该特权成立所需的三个核心要素中的至少两个： 1不存在律师与客户间的沟通：法官明确指出，“律师-客户特权”的核心是保护一种“信任的人类关系”（a trusting human relationship）。而AI平台Claude不是一个有执照、受职业道德约束、并对客户负有信义义务的专业律师。因此，被告与AI的交流从根本上就不构成律师与客户的沟通。将非特权沟通（被告与AI的对话）分享给律师，并不会“炼金术般地”将其转化为特权沟通。 2不具备保密性：法院强调，被告在使用Claude时，已经同意了其隐私政策。该政策明确指出，服务提供商（Anthropic公司）会收集用户数据，并保留与第三方共享的权利。这彻底打破了特权所要求的“合理保密预期”（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confidentiality）。法官认为，将被告的信息输入公开的AI平台，无异于将其信息透露给了第三方，从而导致任何潜在的特权被击穿或放弃（waiver）。 3沟通目的并非直接获取法律意见：尽管被告声称其使用AI是为了更好地与律师沟通，但法院认为，在特权分析中，关键在于被告与Claude沟通的直接目的是什么。显然，被告并非意图从Claude那里获取法律意见（Claude自身也声明其不能提供法律建议）。法官特别指出，如果被告是在律师的明确指导下，将AI作为一个类似翻译或会计的辅助性“代理人”（agent）来使用，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是完全自发的。 （二）关于“工作成果原则” 法院同样认为，这些AI文档不符合“工作成果原则”的保护条件： 4并非由律师或在其指导下创建：该原则旨在保护律师为准备诉讼而形成的精神印记、策略和理论。辩方已承认，这些AI文档是“被告自愿制作的”（prepared by the defendant on his own volition）。因此，它们不属于律师或其代理人的工作成果。 5不能反映律师的诉讼策略：虽然被告律师辩称，这些AI文档“影响”了他们后续的辩护策略，但他们也承认，这些文档并不“反映”（reflect）在创建之时律师已经形成的策略。工作成果原则保护的是律师的精神过程，而不是客户为诉讼所做的任何准备工作。